评论(0) 2008/11/20
浙江经济凭什么一直在全国处在领跑的地位？浙江商人凭什么崛起？这是一个连环谜语。
这个谜语的第一环是一组差异巨大的数据：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又因为处在对台斗争的第一线，从建国到1978年，国家对浙江的投入少得可怜，人均只有41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改革开放后，国家又没有给浙江特殊政策。
在这样一个区域发展现代经济，客观条件十分不理想。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天时不好，地利不足的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五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4位升至第4位，这个位次一直保持至今；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占了23个；在全国农民增收连续多年下滑的情况下，浙江的农民连续 年持续增长；美国《富布斯》杂志2000年评选出中国大陆50位豪富，入选的浙江企业家有7位；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中，浙江有56种产品居全国冠军，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
资源小省造就经济大省，这实在是一个谜。初步答案可以肯定为，是浙江商人创造了浙江经济的奇迹。然而，浙商的崛起又是凭着什么呢？这是同一个谜语的第二环。
浙商是浙江籍商人的简称，指的是出生于浙江区域内的商人群体。因此，要探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必须从浙商与其他区域内的商人群体的比较分析中来展开。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是“三大商系”，即晋商、徽商和浙商。
晋商曾经通领全国“票号”，也就是统治着全国的金融业。龚自珍曾说：“山西号称海内最富。”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在上一个世纪(指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但是，经过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后，晋商彻底败落了，直到现在，晋商也不见辉煌的迹象。
北晋南徽，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芜湖、苏州、杭州、武汉、上海以及整个吴楚、两淮地区，徽商在盐业、茶叶、木材、粮食、棉织、典当等行业，处于绝对的垄断经营地位，万历《歙志》在概括歙人(即徽商)商业活动的情形时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徽商在历经300多年的繁盛后，至清道光中叶后走向衰落，民国以后徽商渐至淹没。直到今天，安徽尽管地处华东地区，在泛长三角区域之内，但它的经济地位远远落后于江浙。
江西商帮，兴于南宋，盛于明朝，尽管不及北晋南徽，但也是一支势力不可小看的商帮。江西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是云、贵、川。过去有一句老话：湖广填四川。实际上是江西填湖广，再湖广填四川。在中国文化史上，江西是一块跳板，中原文化向岭南、西南传播，必经由江西。江西商帮也就是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得以兴盛和发展。但是，自清以后，江西商帮逐步衰落，以至于上个世纪末叶，江西籍作家胡平在详细考察了江西历史文化后发出了“千年沉重”之浩叹。
福建商帮曾经非常强劲，在东南亚一带无可匹敌，直到现在，东南亚的巨商豪富大多祖籍福建。改革开放之后，福建经济发展迅速，闽商也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商人群体。福建的人文优势十分明显，不仅80%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而且作为中国第二大侨乡，拥有1086万海外侨胞，在港澳地区的闽籍同胞也有123万人。但是，从全国经济格局看，特别是相比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福建经济的边缘化趋势日益严重，无论是GDP总量还是吸引外资，福建都在“节节后退”。
目前，在国人的印象中，粤商是唯一可以与浙商相接近的商人群体。而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超过浙江。但是，在中国二十五年经济发展历程中，广东有中央的政策优势和特区优势，加上紧挨香港、澳门，其区位优势是浙江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国人心目中，粤商的崛起是可以理解的，但浙商的崛起却有些不可思议。
浙商凭什么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把发展确立为第一要务的人们花大智力、大心力参悟的谜语。
种子、土壤、气候
浙商是以地缘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看，还可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兴盛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老浙商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商帮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战争和社会巨变以后，迅速走向衰败。但老浙商与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够继续其在商业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时隔30年后，老浙商迎来了他的继承人——新浙商，而不象其他大部分商帮一样，难见新的继承人重现中国经济的大舞台。
浙商崛起，这里专指新浙商。浙商凭什么崛起？要探讨的就是新浙商形成、崛起和强盛的原因。
新浙商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强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后人尽管具有敢为人先的豪迈勇气，却并没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徽商群体。据有关媒体披露，直到2000年，小岗村还相当贫困落后，只是一个偶然的政治因素，才由政府投资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面貌。相反，一向生性柔和、为人低调的浙江人，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并在人数、商业活动范围、经营产品种类、创造财富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老浙商。
“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这句农业生产的术语，可以用来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浙商群体形成的原因。
在资源小省的浙江创造商业财富，相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在于量，而在于质。说浙商崛起“种子好”，指的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优。但是，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出生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此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蜕变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商人，绝大部分出生垄上。然而，全国8、9亿农民，为什么惟独浙江农民能够顺利地蜕变为商人呢？同样是农民，同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浙江农民的独特因子在那里？这里应该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浙江地处沿海，特别是富裕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海外交流，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营养；二是浙江人的国民性格，非常适应商业文化，务实、机敏、重利、不满足、求创新、讲合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国民性格大有用武之地。
对浙江人而言，客观的土壤条件并不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但是，浙江的人文土壤却十分优越。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气候好”，指的是浙江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的创业环境。没有这一条，种子生命力再旺盛、土壤再肥沃，仍然发不了芽，即使发了芽也会被冻死，长不成大树。纳爱斯老总庄启传在总结他的企业发展经验时，反复强调一点，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不可能有纳爱斯的今天。有人说浙江经济“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指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大气候。但是，这样的大政策、大气候对其他地方也是同等享有的，为什么浙江经济就发芽了、灿烂了呢？这与浙江各地历届党委、政府以不争论的态度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无为而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以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很有关系。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几万以及在这根链条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乘数的商家来说，如果没有当初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就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上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最年轻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浙商精神
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使浙商群体横空崛起。但浙商群体能够绕过各种危机险滩，不断走向成熟和强壮，有一个内在的秘密，就是浙商群体所特有的内在精神。
从理论上讲，浙商精神属于经济学上的企业家精神范畴。在经济日趋全球化和以人为本成为准则的现代经济竞争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最终竞争的制胜法宝。谁拥有并开发好更优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企业家资源，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浙商群体体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将成为浙江经济极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浙商品牌的传播和弘扬，必将成为未来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一词，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发明。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是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就会渐渐地枯萎，丧失生机，最后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对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包含着三样东西，“创新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体身上，这三种精神特别浓烈，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浙商“长青树”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强盛的主要原因。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几个大字是：“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勾践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很是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象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晓光，17岁从诸暨山乡出门，以卖绣花鞋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全家十口人不至于饿肚子，让家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有人说，华人天生是商人，而浙江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商人的舞台是市场，而浙江人对市场情有独钟。因为，在商言商是最根本的商业规则。言商，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商业利润在市场中，而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的“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有专家指出，浙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温州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历史上，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那么，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业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在浙江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善于“无中生有”和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敢为人先，敏锐捕捉市场商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于追逐市场并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场，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锻炼和成就浙商群体的大熔炉。浙商就是一批善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形”里作出决策，争取利润的人。
浙商善于发现、占领和拓展市场，但要在市场中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要通过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并说，分工的范围是受市场的广度制约的，有了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然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这种组织社会分工的人就是企业家。浙商精神的另一个内在要素，就是组织和扩大商业过程中分工合作的能力，有专家称之为浙商的“抱团精神”。
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抱团精神”，是让全国人民感受最深的一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没有一种“抱团精神”作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这种“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浙江省内的5000多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商品，大都是以优质底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的金融业并不比其他省、市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度并不比其他省、市大，甚至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构应有的大力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来自于民间的强大的金融支持力。熟悉浙江经济的人都知道，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被称之为“圈子主义”和“商业信誉”。“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谈到金融时都会说的一句话。“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这样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全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80%的背后，沉甸甸地说明了浙商“抱团精神”的力量。
说到“抱团精神”，并不是浙江人的独创，北有燕赵壮士，南有客家商人，在人们的印象中，比浙江人更加讲究“抱团”。但浙商的“抱团精神”在现代经济中能够获得成功，肯定有着它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里除了“血缘”、“亲缘”、“乡缘”、“义字当头”等共性以外，我们观察到，浙商的“抱团”不是唯“缘”为是，更不会以“义”为大，不讲商业原则；相反，浙商在“缘”、“义”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考虑到“利”。他们用“利”来衡量这个“缘”和“义”的价值。一句话，浙商的“抱团精神”，“利”字当头，“缘”和“义”只在其中而已。大家熟悉的李书福与兄弟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浙商之间的你办厂我开店也好，产业链配套也好，相互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好，企业之间的股份合作也好，都是在“利”字当头之上的“抱团”。这种“抱团精神”是浙商独有的，是浙商崛起的重要秘诀。
内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浙商一路健康走来，不断发展壮大，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内纠错机制”。这个“内纠错机制”看起来是无形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到浙商崛起的秘密内核。
所谓的“内纠错机制”，是指一个有机系统，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一切来自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各种失误、侵害，自觉地进行调整和纠错。任何一个有机系统，不论是生物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或是经济组织，内纠错机制越自觉越敏感，这个有机系统的存在就越无碍，发展就越健康。
如果把浙商群体视作一个有机系统，我们就能在它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捕捉到它的“内纠错机制”。浙商的“内纠错机制”包含着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内纠错能力。
一是浙商自身的内纠错能力。前面说过，浙商大多出生“草根”，文化程度不高。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企业家自身的文化素质还无大碍，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家素质的决定性作用就必然要显现出来。浙商群体很自觉地感到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浙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浙商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不断提高。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李书福、周成建等等一大批原来文化程度相当底的浙商，现在绝大多数都自费读了MBA工商硕士学位。多年来，浙江大学面向企业家的MBA班，总是处于饱和状态。国外著名大学在上海举办的MBA班，尽管学费昂贵，但来自浙江的学员远远超过了上海本地。为此，有一位学者质疑上海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在知本投入上不学学浙商？浙商诞生于家庭工厂或乡镇企业，他们现在能有效驾驭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与他们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知识、不断否定自身大有关系。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比善于自觉纠错自己身上的弱点更为重要的了。
二是浙商企业组织的内纠错机制。浙商在起步阶段，企业组织相当原始，管理阶层全是亲族朋友，几乎完全依赖血缘、亲缘关系来维护整个企业的管理系统；同时，企业的组织形式毫无讲究，有的是凭经验，有的是凭个人权威。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原始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很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了。于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浙江企业纷纷引进国内、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企业质量标准认证、A管理模式等等，一时曾成为浙商最关心的话题。还有一点，浙商善于在从商业实践中学，善于向国内外竞争对手学。温州打火机行业一度曾经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全行业混乱无序，几乎所有企业都无利可图。这个时候，有个别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总，放眼长远，大胆向日本的竞争对手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贴牌加工的低姿态，让日本人获大利自己赚小头，并冒着被人骂作“汉奸”的道德风险，忍辱负重，全心学习，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老师，击败日本竞争对手。浙江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在创业初期和企业较小时，家族制是一种很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当浙江民营企业整体上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时，家族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相当程度上还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近几年来，浙江民营企业都在自觉地设法消解原来的家族制组织形式，正泰集团是这方面的典型。在今年3月份举办浙江百强企业家论坛上，浙江的企业家和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对如何有效消解家族制弊端进行了探讨。浙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家庭作坊发展到现代企业，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能自觉地按照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企业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及时、有效的纠错。
三是商人行会建设对浙商群体发展起到有效的纠错作用。商业行会是浙商活跃的舞台。到目前为止，经登记注册的浙商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有2300多个。从1987年第一个浙商行业协会至今，虽然只有十多年时间，但浙商的各类各级行会做了不少事情，对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行会，从发动企业家捐款做善事到在国际舞台上显身手，已经日益成为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经济运行的协调者，行业政策制订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成员的服务者。一些行会还独立举办大型展销会、开办大型市场等，直接促进本行业的发展。回顾过去的十多年浙商行会的发展历史，温州服装商会的成立，是温州服装业由低档产品向中高档定位的转折点；温州烟具商会首赴欧洲打CR官司，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与国外经贸组织进行游说和交涉的成功蓝本；而有政府背景的浙江国内企业家联合会，更是在浙商参与西部大开发、投入振兴东北战略等领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四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内纠错机制。浙江民营企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比较强，但无论怎样，在以政府推动为主要特点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纠错能力，对浙商的崛起和强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专家和学者断言，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感谢具有个人胆识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层敢于在政治钢丝上跳经济舞蹈的官员们。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出色不仅表现在他是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作为一省之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顶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励着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他用个体私营经济在实践中所创造出的一个个辉煌，驳斥了当时对个体民营经济的种种“奇谈怪论”。他认为，浙江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没有错，这条路将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已经退居二线的沈老，获得了广大民营企业家们奖赏他的“浙江民营经济之父”的特殊荣耀。省长如此，浙江各地的政府首脑更是不虞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大前提，是浙江民营经济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最大的内纠错机制。在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各地政府的内纠错行为，有以下几件大事值得记取：一是温州的“二次创业”，一扫温州产品假冒伪劣的形象；二是浙北地区的企业所有制全面改革，给原来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浙北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发端于温州波及全省的“效能革命”，为浙江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的确立，切实提升了浙江吸收外资的能力和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组成的“内纠错机制”，必将在浙商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哲人说，真正能打败你的，只能是你自己；对于浙商，因为有了这个“内纠错机制”，必将会减少在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失误。
稿件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这个谜语的第一环是一组差异巨大的数据：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煤、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源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不到全国的4%；占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人均耕地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高等院校设置又相对较少，科研能力和科技人才相对不足；又因为处在对台斗争的第一线，从建国到1978年，国家对浙江的投入少得可怜，人均只有41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改革开放后，国家又没有给浙江特殊政策。
在这样一个区域发展现代经济，客观条件十分不理想。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天时不好，地利不足的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五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4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4位升至第4位，这个位次一直保持至今；全国经济百强县，浙江占了23个；在全国农民增收连续多年下滑的情况下，浙江的农民连续 年持续增长；美国《富布斯》杂志2000年评选出中国大陆50位豪富，入选的浙江企业家有7位；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中，浙江有56种产品居全国冠军，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
资源小省造就经济大省，这实在是一个谜。初步答案可以肯定为，是浙江商人创造了浙江经济的奇迹。然而，浙商的崛起又是凭着什么呢？这是同一个谜语的第二环。
浙商是浙江籍商人的简称，指的是出生于浙江区域内的商人群体。因此，要探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必须从浙商与其他区域内的商人群体的比较分析中来展开。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著名的“十大商帮”，即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西商帮、龙游商帮。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是“三大商系”，即晋商、徽商和浙商。
晋商曾经通领全国“票号”，也就是统治着全国的金融业。龚自珍曾说：“山西号称海内最富。”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在上一个世纪(指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指20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但是，经过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后，晋商彻底败落了，直到现在，晋商也不见辉煌的迹象。
北晋南徽，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芜湖、苏州、杭州、武汉、上海以及整个吴楚、两淮地区，徽商在盐业、茶叶、木材、粮食、棉织、典当等行业，处于绝对的垄断经营地位，万历《歙志》在概括歙人(即徽商)商业活动的情形时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徽商在历经300多年的繁盛后，至清道光中叶后走向衰落，民国以后徽商渐至淹没。直到今天，安徽尽管地处华东地区，在泛长三角区域之内，但它的经济地位远远落后于江浙。
江西商帮，兴于南宋，盛于明朝，尽管不及北晋南徽，但也是一支势力不可小看的商帮。江西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是云、贵、川。过去有一句老话：湖广填四川。实际上是江西填湖广，再湖广填四川。在中国文化史上，江西是一块跳板，中原文化向岭南、西南传播，必经由江西。江西商帮也就是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得以兴盛和发展。但是，自清以后，江西商帮逐步衰落，以至于上个世纪末叶，江西籍作家胡平在详细考察了江西历史文化后发出了“千年沉重”之浩叹。
福建商帮曾经非常强劲，在东南亚一带无可匹敌，直到现在，东南亚的巨商豪富大多祖籍福建。改革开放之后，福建经济发展迅速，闽商也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商人群体。福建的人文优势十分明显，不仅80%的台湾同胞祖籍福建，而且作为中国第二大侨乡，拥有1086万海外侨胞，在港澳地区的闽籍同胞也有123万人。但是，从全国经济格局看，特别是相比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福建经济的边缘化趋势日益严重，无论是GDP总量还是吸引外资，福建都在“节节后退”。
目前，在国人的印象中，粤商是唯一可以与浙商相接近的商人群体。而广东的经济总量一直超过浙江。但是，在中国二十五年经济发展历程中，广东有中央的政策优势和特区优势，加上紧挨香港、澳门，其区位优势是浙江不可比拟的。因此，在国人心目中，粤商的崛起是可以理解的，但浙商的崛起却有些不可思议。
浙商凭什么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把发展确立为第一要务的人们花大智力、大心力参悟的谜语。
种子、土壤、气候
浙商是以地缘来确定的，但从时间上看，还可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兴盛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在那个时代，老浙商是继晋、徽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为强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老浙商的命运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商帮的命运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战争和社会巨变以后，迅速走向衰败。但老浙商与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老浙商移地香港，能够继续其在商业界的霸主地位；二是时隔30年后，老浙商迎来了他的继承人——新浙商，而不象其他大部分商帮一样，难见新的继承人重现中国经济的大舞台。
浙商崛起，这里专指新浙商。浙商凭什么崛起？要探讨的就是新浙商形成、崛起和强盛的原因。
新浙商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强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徽商故里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但令人奇怪的是，徽商后人尽管具有敢为人先的豪迈勇气，却并没有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新徽商群体。据有关媒体披露，直到2000年，小岗村还相当贫困落后，只是一个偶然的政治因素，才由政府投资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面貌。相反，一向生性柔和、为人低调的浙江人，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并在人数、商业活动范围、经营产品种类、创造财富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老浙商。
“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这句农业生产的术语，可以用来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浙商群体形成的原因。
在资源小省的浙江创造商业财富，相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在于量，而在于质。说浙商崛起“种子好”，指的就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优。但是，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出生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者。在此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家。而早期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是农民蜕变为商人的主要“孵化器”。目前活跃在全国各地的300多万商人，绝大部分出生垄上。然而，全国8、9亿农民，为什么惟独浙江农民能够顺利地蜕变为商人呢？同样是农民，同样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浙江农民的独特因子在那里？这里应该存在着两大因素，一是浙江地处沿海，特别是富裕的鱼米之乡杭嘉湖地区，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海外交流，为浙商的形成和崛起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营养；二是浙江人的国民性格，非常适应商业文化，务实、机敏、重利、不满足、求创新、讲合作，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国民性格大有用武之地。
对浙江人而言，客观的土壤条件并不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但是，浙江的人文土壤却十分优越。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气候好”，指的是浙江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的创业环境。没有这一条，种子生命力再旺盛、土壤再肥沃，仍然发不了芽，即使发了芽也会被冻死，长不成大树。纳爱斯老总庄启传在总结他的企业发展经验时，反复强调一点，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不可能有纳爱斯的今天。有人说浙江经济“一遇春风就发芽，一遇阳光就灿烂”，指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大气候。但是，这样的大政策、大气候对其他地方也是同等享有的，为什么浙江经济就发芽了、灿烂了呢？这与浙江各地历届党委、政府以不争论的态度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无为而治”促进企业自主发展，以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家做大做强很有关系。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几万以及在这根链条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乘数的商家来说，如果没有当初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就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上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一度对市场经济改革姓“资”姓“社”进行争论的时候，位于钱塘江畔的传化化学制品公司总经理徐冠巨和他父亲也曾产生了彷徨。而此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传化公司颁发了纳税大户的奖状，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公司上下士气高涨，成功开发了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高科技产品。如今坐拥浙江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国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和现代物流基地，总资产近10亿元的传化集团，已经是浙江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成为全国最年轻进入省级领导岗位的私营企业家。为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是当年的一朵大红花，一张奖状，成就了今日的传化。”
浙商精神
种子好、土壤好、气候好，使浙商群体横空崛起。但浙商群体能够绕过各种危机险滩，不断走向成熟和强壮，有一个内在的秘密，就是浙商群体所特有的内在精神。
从理论上讲，浙商精神属于经济学上的企业家精神范畴。在经济日趋全球化和以人为本成为准则的现代经济竞争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最终竞争的制胜法宝。谁拥有并开发好更优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企业家资源，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浙商群体体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将成为浙江经济极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浙商品牌的传播和弘扬，必将成为未来浙江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一词，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发明。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是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要是缺少了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就会渐渐地枯萎，丧失生机，最后被世界诸民族竞相进步的运动所淘汰。对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包含着三样东西，“创新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和“合作的精神”。浙商群体身上，这三种精神特别浓烈，并体现出自身的特点。这是浙商“长青树”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和日益强盛的主要原因。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几个大字是：“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勾践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很是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象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晓光，17岁从诸暨山乡出门，以卖绣花鞋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全家十口人不至于饿肚子，让家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全国各地打工的就达200多万人。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有人说，华人天生是商人，而浙江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商人的舞台是市场，而浙江人对市场情有独钟。因为，在商言商是最根本的商业规则。言商，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商业利润在市场中，而市场是没有边界的。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人们的生存方式随着资源的变化而变化。原始游牧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近代欧美殖民文明突出表现为“逐疆域而居”，现代工商文明则表现为“逐市场而居”。浙江商人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社会中一个典型的“新游牧民族”。当然，他们的“水草”和“疆域”是市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都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浙江商人的成功首先在于他们敢于走出去，满世界跑。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敢为天下先，筑码头，闯天下。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那里就有浙江人去开拓。有专家指出，浙商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温州和义乌人为代表的小货郎。历史上，无论是义乌人还是温州人都以“挑担走四方”闻名，他们靠石刻、竹编、箍桶、裁缝、弹棉花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周游各地，人称“南方客”。第二阶段是遍布全国的“蚂蚁军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百万浙江大军成了走南闯北的购销员，他们靠肩扛手提，踏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了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推销了千万种小商品，挣回了千金万银。如今，浙江人遍布全国各地，涌现出一个个温州村、一座座义乌城、一条条浙江街，人们仿佛掉进了浙江人的包围圈。第三阶段是纵横全球的“跨国网络”。百万浙江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把浙江人的市场网络伸向全球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富裕起来的浙江人，以其全球化的视野和现代化的谋略，纷纷组建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有的则成为世界名牌中国总代理，构筑虚拟经营、连锁专卖等现代营销网络。
那么，同样一方水土，同样一方人，为什么只有在今天，浙江人才会如此意兴挥洒，在商海中尽情搏击？答案只有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给了浙江人以创业的空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沉寂千年的土地焕发生机，使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让每一个头脑都为致富而畅想。由于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在浙江相对较弱，这为浙江人在全国率先冲破束缚，摆脱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提供了大好空间。善于“无中生有”和有着强烈脱贫致富愿望的浙江人毅然投身市场的海洋，敢为人先，敏锐捕捉市场商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因此，浙商的崛起，是浙江人善于追逐市场并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取得的。市场，是浙商崛起的大舞台，也是锻炼和成就浙商群体的大熔炉。浙商就是一批善于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形”里作出决策，争取利润的人。
浙商善于发现、占领和拓展市场，但要在市场中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要通过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并说，分工的范围是受市场的广度制约的，有了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然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这种组织社会分工的人就是企业家。浙商精神的另一个内在要素，就是组织和扩大商业过程中分工合作的能力，有专家称之为浙商的“抱团精神”。
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抱团精神”，是让全国人民感受最深的一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没有一种“抱团精神”作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这种“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浙江省内的5000多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商品，大都是以优质底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的金融业并不比其他省、市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度并不比其他省、市大，甚至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构应有的大力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来自于民间的强大的金融支持力。熟悉浙江经济的人都知道，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被称之为“圈子主义”和“商业信誉”。“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谈到金融时都会说的一句话。“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这样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全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80%的背后，沉甸甸地说明了浙商“抱团精神”的力量。
说到“抱团精神”，并不是浙江人的独创，北有燕赵壮士，南有客家商人，在人们的印象中，比浙江人更加讲究“抱团”。但浙商的“抱团精神”在现代经济中能够获得成功，肯定有着它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里除了“血缘”、“亲缘”、“乡缘”、“义字当头”等共性以外，我们观察到，浙商的“抱团”不是唯“缘”为是，更不会以“义”为大，不讲商业原则；相反，浙商在“缘”、“义”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考虑到“利”。他们用“利”来衡量这个“缘”和“义”的价值。一句话，浙商的“抱团精神”，“利”字当头，“缘”和“义”只在其中而已。大家熟悉的李书福与兄弟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浙商之间的你办厂我开店也好，产业链配套也好，相互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好，企业之间的股份合作也好，都是在“利”字当头之上的“抱团”。这种“抱团精神”是浙商独有的，是浙商崛起的重要秘诀。
内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五年，浙商一路健康走来，不断发展壮大，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内纠错机制”。这个“内纠错机制”看起来是无形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到浙商崛起的秘密内核。
所谓的“内纠错机制”，是指一个有机系统，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一切来自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各种失误、侵害，自觉地进行调整和纠错。任何一个有机系统，不论是生物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或是经济组织，内纠错机制越自觉越敏感，这个有机系统的存在就越无碍，发展就越健康。
如果把浙商群体视作一个有机系统，我们就能在它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捕捉到它的“内纠错机制”。浙商的“内纠错机制”包含着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内纠错能力。
一是浙商自身的内纠错能力。前面说过，浙商大多出生“草根”，文化程度不高。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企业家自身的文化素质还无大碍，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家素质的决定性作用就必然要显现出来。浙商群体很自觉地感到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浙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浙商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不断提高。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李书福、周成建等等一大批原来文化程度相当底的浙商，现在绝大多数都自费读了MBA工商硕士学位。多年来，浙江大学面向企业家的MBA班，总是处于饱和状态。国外著名大学在上海举办的MBA班，尽管学费昂贵，但来自浙江的学员远远超过了上海本地。为此，有一位学者质疑上海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在知本投入上不学学浙商？浙商诞生于家庭工厂或乡镇企业，他们现在能有效驾驭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与他们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知识、不断否定自身大有关系。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比善于自觉纠错自己身上的弱点更为重要的了。
二是浙商企业组织的内纠错机制。浙商在起步阶段，企业组织相当原始，管理阶层全是亲族朋友，几乎完全依赖血缘、亲缘关系来维护整个企业的管理系统；同时，企业的组织形式毫无讲究，有的是凭经验，有的是凭个人权威。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原始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很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了。于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浙江企业纷纷引进国内、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企业质量标准认证、A管理模式等等，一时曾成为浙商最关心的话题。还有一点，浙商善于在从商业实践中学，善于向国内外竞争对手学。温州打火机行业一度曾经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全行业混乱无序，几乎所有企业都无利可图。这个时候，有个别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总，放眼长远，大胆向日本的竞争对手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贴牌加工的低姿态，让日本人获大利自己赚小头，并冒着被人骂作“汉奸”的道德风险，忍辱负重，全心学习，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老师，击败日本竞争对手。浙江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在创业初期和企业较小时，家族制是一种很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当浙江民营企业整体上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时，家族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相当程度上还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近几年来，浙江民营企业都在自觉地设法消解原来的家族制组织形式，正泰集团是这方面的典型。在今年3月份举办浙江百强企业家论坛上，浙江的企业家和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对如何有效消解家族制弊端进行了探讨。浙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家庭作坊发展到现代企业，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能自觉地按照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企业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及时、有效的纠错。
三是商人行会建设对浙商群体发展起到有效的纠错作用。商业行会是浙商活跃的舞台。到目前为止，经登记注册的浙商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有2300多个。从1987年第一个浙商行业协会至今，虽然只有十多年时间，但浙商的各类各级行会做了不少事情，对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行会，从发动企业家捐款做善事到在国际舞台上显身手，已经日益成为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经济运行的协调者，行业政策制订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成员的服务者。一些行会还独立举办大型展销会、开办大型市场等，直接促进本行业的发展。回顾过去的十多年浙商行会的发展历史，温州服装商会的成立，是温州服装业由低档产品向中高档定位的转折点；温州烟具商会首赴欧洲打CR官司，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与国外经贸组织进行游说和交涉的成功蓝本；而有政府背景的浙江国内企业家联合会，更是在浙商参与西部大开发、投入振兴东北战略等领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四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内纠错机制。浙江民营企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比较强，但无论怎样，在以政府推动为主要特点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纠错能力，对浙商的崛起和强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专家和学者断言，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感谢具有个人胆识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层敢于在政治钢丝上跳经济舞蹈的官员们。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出色不仅表现在他是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作为一省之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顶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励着浙江省的民营经济。他用个体私营经济在实践中所创造出的一个个辉煌，驳斥了当时对个体民营经济的种种“奇谈怪论”。他认为，浙江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没有错，这条路将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已经退居二线的沈老，获得了广大民营企业家们奖赏他的“浙江民营经济之父”的特殊荣耀。省长如此，浙江各地的政府首脑更是不虞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大前提，是浙江民营经济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最大的内纠错机制。在二十五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各地政府的内纠错行为，有以下几件大事值得记取：一是温州的“二次创业”，一扫温州产品假冒伪劣的形象；二是浙北地区的企业所有制全面改革，给原来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浙北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发端于温州波及全省的“效能革命”，为浙江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的确立，切实提升了浙江吸收外资的能力和可能。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组成的“内纠错机制”，必将在浙商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哲人说，真正能打败你的，只能是你自己；对于浙商，因为有了这个“内纠错机制”，必将会减少在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失误。
稿件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